国际货基金组织(IMF)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目前虽然全球依然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中,但在积极财政货政策作用下,全球经济逐渐反弹,迄今为止金融风险得到很好的控制。由于不同经济体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通胀、企业盈利、金融对外依存度、财政货政策空间、金融体系稳健等领域的基础能力存在差异,一些国家、部门、市场仍存在严重的金融脆弱,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的乐观情绪一定程度上有所消退,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分析指出,全球金融稳定的底层逻辑可能恶化,给全球金融风险防控带来严峻挑战。

全球金融领域脆弱提高,风险敞口逐渐暴露。政策制定者正面临艰难抉择,如果继续采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流动金融风险承担行为增加,将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和金融资产泡沫;如果过快退出支持政策,则可能导致市场流动逆转,金融状况收紧可能与当前的金融脆弱相互作用,导致风险敞口加速暴露,资产估值大幅下降。从当前情况看,第二种情境发生的概率在加大。

首先,全球能源紧缺将驱动通胀继续抬升。年初以来,受全球供应链失衡、物流遇阻、流动刺激等因素影响,主要大宗商品、中间投入品、工业出厂品、出口产品、海运等领域均面临价格上涨压力,全球通胀快速走高。虽然美联储和其他国际组织大多认为通胀将是短期现象,但期全球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及其对全球食品、工业生产、供应链等领域的影响,可能将使通胀继续抬升,持续更长时间。叠加绿色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未来几年全球物价中枢可能将趋势上移,将改变全球经济运行逻辑和货政策操作框架。IMF预测,未来5年美国通货膨胀率超过2%的概率大于80%。

其次,全球货政策收紧态势可能加快。实际上,随着通货膨胀预期上升,8月以来10年期美债名义收益率快速上行。虽然目前美国就业市场恢复并不完全符合预期,但可能不会改变美联储在年内启动缩减资产购买的计划。在货政策制定损失函数中,短期看,物价上涨对居民的影响更加直接,美国消费增长逐渐疲软,将驱动政策制定者对物价作出更加直接的反应。考虑到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货政策正常化比较敏感,预计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整路径将更加陡峭。2021年4月以来,包括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匈牙利、墨西哥、俄罗斯等在内的央行已经提高了政策利率。未来几年,新兴经济体实际利率可能将大幅攀升,在缺乏强劲复苏情况下,更高的债券收益率可能导致偿债成本上升,引发债务风险。IMF统计发现,目前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正处于或接高债务困境。

再有,企业破产潮可能伴随货政策紧缩出现。得益于宽松的财政货政策,疫情下虽然全球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但并没有发生传统危机下典型的企业破产潮。不过,随着全球货政策逐渐收紧,企业破产潮可能不可避免。期国际清算银行(BIS)基于美国数据,使用偿债比率及信贷与GDP之比缺口两个指标,分析企业破产潮何时到来。BIS认为,企业偿债比率反映了可预期的企业破产风险,延期缴税、现金转移和其他直接支持收入的政策措施使得企业偿债负担保持在低位,但信贷与GDP之比缺口衡量的非预期损失正在急剧上升。在美国1990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信贷实际投放量均高于趋势值,信贷的虚假繁荣和企业过度冒险行为成为经济衰退重要诱因。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二季度以来,美国信贷缺口已由负转正,信贷投放量超过经济发展需要,当下可能正是企业破产潮加速到来的时间拐点。全球企业部门债务负担已达历史最高位,随着全球流动状况收紧,延后的企业破产潮可能将随之出现。

最后,国际银行信贷可能将放大新兴经济体金融波动。国际银行信贷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国际银行信贷是重要的外部融资来源。然而,对外国贷款的依赖使新兴经济体在面临国内外压力时更容易遭受信贷逆转或资本外流冲击。年来,由于外国业务相对国内业务盈利能力下降,发达经济体银行减少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贷款规模,不过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银行跨境信贷逐渐弥补了该缺口。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跨境信贷联系日益紧密,且增长迅速,向新兴经济体提供的跨境贷款中有40%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银行。然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银行贷款并不稳定,这增加了东道国在货政策紧缩时期获取信贷的脆弱,可能将放大跨境风险传染。

相关风险可能传染蔓延至中国,未来需重点关注输入金融风险。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已深度融入全球化,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外资不断增配境内人民资产,境内外市场联动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增长压力加大,经济转型升级处于关键阶段,美联储货政策逐渐正常化,将给中国货政策制定带来更多压力,货政策需要在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保证人民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稳定。中国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油价、天然气和煤炭价格的快速上涨恐将造成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抑制企业盈利改善,也会增加输入通胀风险,对居民消费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期企业流动和债务违约风险逐渐显现,私人部门、传统产业和信用评级较低的企业融资规模趋于收紧,国际市场对中国房地产等高负债领域的投资风险偏好有所下降,未来如果全球企业违约潮发生,相关风险可能将蔓延至国内,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本报记者路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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